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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科普丨登录制作平台就能一键生成你想要的App？警惕！便利与风险并存！******

　 　【万万没想到！App花样套路大解密③——应用制作乱象篇】

　　制作一款App需要几步？说出来别不信。

　　在一些App在线生成平台上，仅需一个域名地址、编写少量的网页代码，勾选平台提供的丰富的功能模块就能制作一款App。

　　甚至部分平台还提供软著、上架、分发的服务。这些功能服务便利了正规的中小型开发者，但同时也为黑灰产开发者开了口子，使得犯罪类应用广泛利用在线生成平台制作……

　　前段时间，业界发布的《移动互联网风险应用白皮书（2021）》对国内数十款在线生成平台进行分析监测，当前App在线生成平台存在如下的安全问题：

　　1.被黑灰产团伙用于开发制作网络犯罪应用或者风险应用，其提供的功能和服务极大地降低了恶意应用开发者开发制作网络犯罪应用的成本和时间，这种现象日趋严重。

　　2.部分不正规的在线生成平台未提供针对开发者的实名制认证要求，部分在线平台对开发者身份和上传应用内容或者功能的审查机制薄弱。

　　3.在线生成平台提供了丰富的插件式功能模块选择，以及一站式的应用分发服务和上架服务，平台还能对开发者上传的应用配置信息和相关代码的加密，增加了对该类风险应用治理的难度。

　　4.此外，对于一些特定品类的App开发者，如果选择了不当的生成平台生成，还可能引入一些隐私合规类的风险问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智能终端的广泛普及,移动智能终端上这类网络犯罪类应用及相关黑灰产产业链不容小觑。这份白皮书显示，网络犯罪类应用在生成平台制作的数量占比中，“贷款诈骗”的样本占比最高，比例达67%；其次为“色播应用”，样本占比为17%；“色情应用”“仿冒金融平台”“投资理财诈骗”等应用也占有一定比例。

　　比如，下面这款应用界面即为仿冒微信界面。2019年以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多起与虚假App有关的电诈案，涉及虚拟币投资、赌博、套路贷等多个领域大量“量身定制”的涉诈App背后，有的公司从接单、开发，到封装、分发、售后等，提供“一条龙”服务，诈骗App背后隐现技术开发灰色产业链。　

　仿冒App

　　博彩应用

　　业界人士提醒，移动互联网生态良性有序发展离不开行业相关规范和标准的引导，以及海量发现、关口前移的技术手段进行治理和约束。App生成平台具备开发技术门槛低、成本低、跨平台适配等特点，能够满足很多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不应当成为黑灰产作恶的工具。

　　如今，移动生态的安全与否越来越取决于针对风险应用的安全治理能力，移动安全生态建设，也离不开手机厂商、开发者等各方参与者的通力合作。

　　（监制：张宁 策划：李政葳 制作：黎梦竹 部分内容来源中青网等）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