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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齿到底要不要拔？******

　　广州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张青梅 通讯员于洋、刘琪莎)很多人都有智齿，长了智齿要不要拔？哪些情况需要拔？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口腔科主任钟凡表示，四种情况需要拔除。

　　据介绍，智齿位于口腔内最里面，从大门牙往里数第八颗。它的个数和萌出情况因人而异，大多数人有上下左右对称的4颗牙，但有些人的智齿少于4颗甚至没有，很少人有多于4颗的智齿。它们通常在人18岁-23岁时萌出，而有些则只能部分萌出或完全不能萌出。

　　由于我们吃的食物越来越精细，导致容纳牙齿的下颌骨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无法为智齿的萌出提供足够的空间。为了萌出，没有生长空间的智齿会错位阻生、异位萌出。

　　有些人的智齿因为萌出位置够，所以会正位长出来并像其他牙齿一样建立咬合，用起来像其他牙一样，这样的智齿可以保留。

　　有些人的智齿可能一生都不会萌出，也没有引起其他症状，这样的智齿我们只能花费时间去观察，可以暂不处理。

　　但是出现以下四种情况要重视——

　　冠周炎及间隙感染

　　阻生的智齿未完全萌出，与覆盖的牙龈之间形成空隙，藏污纳垢不易清洁。

　　当身体抵抗力低下时会导致牙龈发炎、流脓，严重炎症会流向各个间隙导致疼痛、面部肿胀，此时需要先消炎，待炎症消除后再拔除“惹祸”的智齿。

　　龋病、牙髓炎或牙周炎

　　没有位置优势的智齿自身容易发生蛀牙并进展为牙髓炎导致剧烈疼痛。

　　智齿向前倾斜萌出，与前面的大牙形成空隙导致食物嵌塞，从而导致大牙龋坏、牙髓炎及牙周炎。

　　此外智齿向前倾斜萌出的力量可能导致前面大牙的牙根吸收，这些情况最终导致牙齿损坏甚至不能保留。当有这种情况发生时，智齿需要拔除。

　　牙列拥挤

　　为了争夺萌出空间，智齿通常会挤压前面的牙齿，从而导致牙列不齐，牙列拥挤，影响美观。

　　而且智齿的萌出会导致牙列拥挤的复发，影响正畸治疗的效果。为此，通常需要拔除多余的智齿，以纠正牙列拥挤。

　　其他疾病

　　有时智齿形成异常的咬合状态，会引起颞下颌关节紊乱病。

　　此外由于反复发作的智齿冠周炎，可能会引起颌骨骨髓炎，导致骨头缺损。

　　而且，由于智齿周围天生存在一层“外衣”，这层“外衣”会因为外界的刺激从而出现颌骨囊性病变，这些都会给人们带来不适及生活的不便。

　　为此，如果出现上述情况，需及时就医并对症治疗。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