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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感情牌、上演黑科技——用工大省打响开年“抢人第一战”******

　　新年伊始，“抢人大战”成为多地的开年“第一战”。在浙江，一些企业代表称，今年的“抢人大战”比往年来得更早，相关政策给企业的支持力度也特别大。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和用工大省，省外劳动力规模超过2200万。2022年12月以来，浙江各地企业订单回暖，不少企业春节后的订单已经排满，但用工方面仍存在缺口，浙江各地政府部门想方设法强化企业用工保障、稳定企业生产经营。

　　春节前，浙江多地已经开始行动，如嘉兴通过县市联动远赴云南、河南等省开展劳务协作对接，温州16家企业携2700余岗位组团赴贵州“抢人”，抢抓春节前员工返乡在家“黄金期”。

　　春节期间，通过稳岗留工，浙江全省有1127家重点骨干企业不停产，320个重点项目不停工。

　　从“老乡带老乡”到大数据上阵

　　为了打好开年用工“抢人大战”，浙江省各地使用浑身解数，湖州市亮出“感情牌”，杭州市则用上了“黑科技”，“抢人大战”不断升级。

　　春节前夕，在湖州工作的潘吉兵回到老家贵州省三都县。正筹备年货时，湖州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到他家拜年。他与妻子已经在湖州务工十年，在安吉县的一家海绵厂工作。

　　工作人员为潘吉兵送上了500元过节慰问金，感谢他在湖州的勤恳努力，令他十分感动，“湖州真是一个特别有人情味的城市。”他说，“年后回湖州时，我要把老乡们都叫来，还要让儿子也来湖州工作！”

　　“我们打‘感情牌’，关心老员工，让他们用亲身体验去推介湖州，这样的吸引力更大。”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书记、副局长丁会强说，如今，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更能吸引求职者。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则通过“城市大脑”，对在杭参保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大数据分析排序，并与排名靠前的多个劳务输出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会定期将用工需求发给当地就业服务中心。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电话采访时，绍兴市人社局副局长王奋正在出差招工的高铁上。从大年初七开始，绍兴市就组织重点企业赴四川、贵州、云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河南等9个劳务输出大省开展劳务协作，在全国27个地方开展驻点招工。值得一提的是，看不见的“大数据”也在为招工工作提供支持。

　　过去，组织春节务工人员包车或者专列，主要靠接热线，哪个地方打来的电话多，就安排去哪里的专列和专车。这几年，随着浙江数字化改革推进，数字化工具和应用为政府工作提供助力。绍兴通过大数据对比，筛选出在绍兴缴纳社保的外地务工人员，对于在绍兴过春节的外地务工人员，精准推送消费红包，让他们在绍兴安心过年；对于返乡的外地务工人员，则根据大数据分析出人数较多的地区，安排专列或者专车。据介绍，这些数据的使用要遵守《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对公共数据安全的有关规定。

　　跨省招工重头戏集中上演

　　在浙江，“抢人大战”早在农历新年前就已展开，并打出一套“留工、接返、招工”的组合拳。

　　2022年12月中旬，浙江省人社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企业稳工稳产并开展对留浙过年省外员工温暖关爱行动的通知》，提出开展送温暖送关爱活动、加强生产要素调度引导、开展劳动力余缺调剂等稳工稳产18条措施，“以务实行动稳产、以真金白银留工”。

　　“春节期间我们压力挺大的，很多员工都回家了，但工厂没停工。”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说，“共享用工”模式帮助他们缓解了春节期间工人短缺的问题。

　　为全力保障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工程不停工、不停产，绍兴市上线了全市劳动力调剂服务平台，通过政企联手，用“共享”商业模式盘活人力资源。杨璟招募了1000多位工人在春节期间支援工厂生产。

　　杨璟也坦言，这些工人春节后要返回自己岗位。年后，工厂仍面临着人力资源紧缺问题。

　　因此，精准保障节后员工有序返岗同样很重要。

　　1月30日，周丕文坐上了从四川广元直达浙江杭州的“点对点”返岗专机，这是春节后落地杭州的首趟农民工专机，也是周丕文第二次乘坐免费包机返岗。“下午1点出发，3个小时就能到达杭州萧山机场。”这趟专机上还有50多名和他一样的广元籍务工者。

　　为了让更多员工顺利返岗，浙江各地都出台了鼓励专车、专机接返员工的政策。杭州市规定，1月21日至2月5日，企业租用(含合租)大巴车跨省“点对点”组织非杭州市户籍员工返岗且符合补贴条件的，按包车费用的50%给予包车返岗补贴，每家企业最高补贴20万元。

　　1月15日，正值南方小年，湖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带两支先遣队赶赴贵州和湖南。他们带着160家重点用工企业的近万个岗位，通过开展劳务协作及人才交流活动，为节后复工复产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之前看到浙江企业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第一时间出海开拓市场拼订单，没想到，你们‘抢人’也这么快。”在湖南湘西，吉首大学负责招生就业工作的高昆老师说。

　　1月28日，正月初七，浙江各地的跨省招工重头戏集中上演。

　　在四川广安，浙江省人社厅组织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等地举办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1.1万余个。

　　“带来的登记表格都不够填了，微信也都加满了应聘人员。”湖州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吴倩感受到今年招工的火爆。

　　在湖南湘西，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徐明带着20多家企业的负责人组团“抢人”，此行，他们带去了180多个工种、2600个岗位的就业机会。

　　“大家都还没买到返程票呢！”三元电子科技负责人许佳薇介绍，由于正值春运返程高峰，他们一行人出发时返程票即已售罄。但他们更担心能否招到人，“每个人都拉着大行李箱，放满了公司的招聘海报和宣传单页，就希望能招到更多人。”

　　1月29日，由浙江省绍兴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带队在四川乐山举行的第一场招聘会上，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遇到一位迫不及待想去绍兴工作的求职者。

　　“我暂时买不到票去绍兴，你们岗位要给我留着名额，不能不要我啊！”

　　“大哥，你放心，我们要招3000人！名额有的。”

　　不止于“抢人”，更在于长远眼光

　　浙江各地频出“抢人”组合拳，缘于今年经济快速向好的发展势头。

　　“今年是招聘压力最大的一年，我们普工就要招200-300人。”鸿星科技人事负责人张艳群介绍说。这是全球排名前十的石英晶体元器件品牌生产商，在浙江多地都有投资布局。他们在招的既包括工资6000-8000元的普工，也有工资更高的工程师等岗位。

　　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要招聘3000多人，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主要负责生产比亚迪DM-i车型专用刀片电池。

　　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称，2022年6月公司生产线正式运行，目前形势向好，公司正在不断增加产能，接下来还将新开两条产线，用工需求较大。为此，公司“同时派出了12个招聘小组”，奔赴全国各地，现在每天都有100多人入职。

　　一些负责招聘的人员同时发现，如今劳务输出大省的务工人员“在家门口就业”成为新趋势。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底，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达90.7%。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10月，全省农民工转移就业2639.4万人，新增返乡入乡创业6.7万人，农民工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

　　1月29日，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书记、副局长丁会强在四川广安的招聘会上注意到，当地人对于湖州企业南洋电机颇有兴趣。

　　湖州南浔在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中对口协作四川广安。2019年以来，湖州的南洋电机、沃克斯电梯等企业在广安当地投资建厂。南洋电机广安分公司综合办主任段坤介绍，分公司今年在四川广安有100多个用工缺口，整体薪资在3000-6000元左右。

　　一些务工人员表示，虽然相较浙江工资稍低，但“在家门口就业”对他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对于劳务输入地区来说，这意味着稳岗留工难度不断加大，需要提升其对人才的吸引力。

　　因而，“抢人”不止于此时此地，更要坚持“长期主义”。湖州人社部门与多个劳务输出地区的高校建立了校企合作平台。推进湖州用工企业与当地高校对接合作，促成校企双方建立长期技能人才培养和输出协作关系。

　　“我们不仅仅是招聘员工，更让大家有机会去学习新的做法和理念，以后可以反哺家乡建设，助力实现乡村振兴。”丁会强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刘胤衡记者蒋雨彤）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于成龙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

　　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

　　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